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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玛才旦:拍电影的小说家

发布时间:2019-11-28 06:55 来源:未知 编辑:admin

  既写小说又拍电影的人并不多。在这少数人里,他们的文字和影像或许很有反差,但却必然会相互影响,互相形塑。万玛才旦是文艺青年喜爱的藏族导演与作家。本期反向流行邀请万玛才旦与他的好友、电影学者王小鲁聊了聊电影与写作。

  既写小说又拍电影的人并不多。在这少数人里,他们的文字和影像或许很有反差,

  但却必然会相互影响,互相形塑。2019年对于既写小说又拍电影的万玛才旦来说,是收获的一年。这位藏族导演的电影《撞死了一只羊》在内地公映,《气球》在威尼斯电影节上映,还出版了一本短篇小说集《乌金的牙齿》。其中,《嘛呢石,静静地敲》、《塔洛》、《撞死了一只羊》、《气球》等好几部短篇小说都已经被拍成了电影。

  万玛才旦是文艺青年喜爱的藏族导演与作家。本期反向流行邀请万玛才旦与他的好友、电影学者王小鲁聊了聊电影与写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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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董牧孜:其实我一直都有个非常错误的印象,以为万玛才旦是在新世纪头十年里异军突起的“80后”藏族导演

  。后来才发现万玛只是“出道”比较晚而已,在成为电影导演之前,做过别的工作,还写小说。

  万玛才旦:我小时候就喜欢电影,但当年高中毕业去专业学校接受系统的电影教育,几乎是不可能的。所以我的经历就是先读文学,去工作当老师、当公务员。文学的爱好一直没间断过。后来能去电影学院学习,走上电影创作的路,有很大的偶然性。

  王小鲁:其实万玛应该是最早搞创作的藏族导演。后来有“藏族电影新浪潮”这个概念,万玛是其中的核心。他慢慢搭建的团队都是说藏语的人。他的摄影师等等也成了导演。他为藏族电影扩展了很多人才。

  余雅琴:这是很重要的工作。比如我们过去看的一些拍蒙古族的电影,其实是田壮壮、谢飞这些汉族导演去内蒙古拍的。中国有这么多少数民族,如今好像只有藏族导演特别火。

  很晚才出现,跟他们的整体处境有关系。好些少数民族地区有电影制片厂,比如内蒙古有内蒙古电影制片厂,新疆有天山电影制片厂,但整个藏地就没有一个电影制片厂,青海、西藏都没有,只有译制厂。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将一些汉语电影译成藏语,在藏区发行。这里的电影工业基础比较薄弱。

  董牧孜:我是一个没有任何藏区经验的人,之前的藏地印象主要由文艺青年的语言所构成,他们会把藏地描绘成乌托邦:厌倦了都市生活的人想要寻找圣洁的地方安抚心灵,模拟一种有信仰的生活体验。

  不过看你的片子时,我发现自己是能够进入一种藏区经验的,而这种代入感恰恰是现代性介入藏区的摩擦与融合所带来的微妙感。电影提供了一种生活场景和完整的时空,一种浸入式的体验,这整体上带来的是一种对藏地想象的祛魅。当然,你的小说跟电影又不一样,小说那种荒诞感、时间铺展的感觉是不一样的。

  王小鲁:旅游者对于藏地的景观化,这其实是个老话题了。我们作为旅行者,会把藏地、草原拍得非常漂亮,但这不是长期生活在其中的人会有的视角和视野。要让藏地、让高原获得主体性,就要让他们自己来呈现自己,让当地的人来表达和呈现。《老狗》把彩色的草原进行了减色处理,色彩没那么艳丽、饱满,而《塔洛》干脆将藏区变成了黑白世界。

  万玛的作品是非常具有现代性的,这种现代性就体现在他的幽默里。他的电影里有这种幽默感,但没那么明显和大量,你要仔细地去领略。而他在小说集《乌金的牙齿》里,把这种幽默感发挥得非常充分,用反差、反讽和反复的调侃去表达传统、信仰在现代位置当中的尴尬。他态度是非常复杂的,没有完全的批判和否定。他没有给我们任何结论,而是一种模棱两可或是犹疑的状态,这是我的感觉。其实他整体是比较温情主义,比较温和的。

  余雅琴:也是分阶段吧。《老狗》的结尾还挺惨烈的,老人为了不让自己养了多年的藏獒被卖去当宠物,最终把自己的老狗给杀了。

  王小鲁:《塔洛》也比较激进,当塔洛被骗走了钱,留不在城市也回不去草原的时候,他拿鞭炮把自己的手给炸了,一种非常悲壮的态度。当他面对外部世界无能为力的时候,能做的只是面向自己的伤害。

  王小鲁:从创作的角度来说,万玛才旦的小说影响了电影,所以我们经常说他的电影里文学性很强;而他的电影也影响了小说,小说里面动作性、可拍性很强。比如他的小说《气球》读起来就像一个剧本——万玛说《气球》的确是先有剧本,再有的小说。

  董牧孜:小鲁老师的文章里提到过,说诗歌在藏区很受欢迎,小学生都会出诗集。这给人一种藏区文学青年格外多的想象。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写小说?

  万玛才旦:最早写小说应该是十几岁。我中专上的是师范,毕业后当了三年的小学老师。那时候自发地就写了一些小说,完全不是为了发表或者其他目的,也不知道写下来要干吗,有了表达的欲望冲动就写。处女作是上了大学之后才发表,虽然三四年前就已经写完了。

  万玛才旦:几乎是同时发表。我大学读的是藏语言文学专业,比较系统地学习了藏文化,而汉语是通过大量阅读文学来掌握。那时候上大学还是说方言,大家都不说普通话。

  万玛才旦:比较杂。其实能看到的书相对有限。当小学老师那段时间,读中国近代现代文学作品比较多,比如鲁迅;《红楼梦》是那时候读的;还会接触一些比较大众的作家,比如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。在那个年代读这些书还是很激动的,一口气就读下来,阅读的那种快感啊。等上了大学,外国文学作品相继介绍进来了;当然也会通过一些国内作家了解不同的创作方法,比如说荒诞派、意识流、魔幻现实主义等等,他们都有模仿。

  我读的藏族文学,跟普通大学的中文系还是有区别,包含了历算、梵文等很多学科。经典作家的作品主要是读僧侣文学和民间文学。我自己可能受这两方面的影响很大。比如民间文学喜欢重复的写作方法,能在我的作品中找到;而藏族文学的经典作家很喜欢奇幻化或魔幻化的表现,它后面有很强大的佛教文化做支撑,比如经典的《米拉日巴传》就是这样。可能跟自己所处的文化宗教信仰有关,我对荒诞派或象征主义的作品很感兴趣,更有亲切感,更喜欢马尔克斯、卡夫卡这样的作者。

  藏族文学里有一个传统或者观念,不是很看重很写实的写作方法,大家比较喜欢象征、隐喻、寓言式的写作。比如经典的藏族中篇小说《猴鸟的故事》,写的是猴子和鸟的纠纷与和解,而这个寓言故事背后却是西藏和尼泊尔的战争。

  印度《罗摩衍那》那样大部头的著作,转化成藏语文学的时候就只有薄薄的一本书。一首诗里面就包含了很多情节,很多故事。所以你学藏版的《罗摩衍那》,是需要解读才能读懂的。

  王小鲁:这很能帮助我们理解万玛才旦的电影。比如我们会觉得他的电影总体看来不是特别写实,也经常说他的电影善用隐喻象征。

  万玛才旦:这些概念我都不太理解。啥是知识分子趣味,啥是电影的文学性?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自发的创作嘛。可能你本身的气质,所处的文化,很自然就带上了那样的特性。你肯定不是为了让你的电影具有一种文学性,或者一种知识分子特质,才去那样拍电影或者写剧本的。完全没有这个意识,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。

  王小鲁:其实万玛你也不用排斥这种说法,我觉得这本身就是被别人来评价的。你拍的电影肯定是跟你本人的气质和学养等相关。身为作家,你也是一种知识分子,观看世界的角度肯定有知识分子化的色彩。比如说,我们让知识分子气息的人去拍那种注重欲望的好莱坞式的电影,用强烈的感官元素去刺激观众快感的那种类型,那也是有难度的。这不是一个负面的评价。

  余雅琴:我觉得知识分子电影的思辨性是比较强的。它可提供我们解读的空间和层次比较丰富,它不是一个一览无余的电影。这其实也给观众设置了一个门槛,你得对藏地文化背景有一定了解,不然会妨碍观影体验,这种可能就是比较偏知识分子的电影。可能有些电影是完全没有门槛的,什么人进来都可以得到快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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